华裔文学作为移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并记录了移民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发展变化。对于华裔作家而言，不仅要经历背井离乡的时空转变，还要经历生活场所与物质的变迁，更主要的是还需经历心理以及文化环境发生的巨变。华裔作家根植在思想意识深处与流淌在血液里的中国传统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其在短期之内根本脱离不了祖源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直接导致其无论是心理还是生活上都很难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喜福会》正是在如此尴尬的状态下由作家谭恩美所著，其中，吴精美是《喜福会》中吴宿愿的女儿，作为作者的化身游离于美国主流文化与祖源国传统文化的夹缝中，透过其中三个家庭女儿的婚姻现象看本质，从自己的身份与文化认同困惑中不断觉醒，最终走向轻松与快慰。该作品既是谭恩美的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其甫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尤其受到美国《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的高度评价。因而，《喜福会》成了当时美国学界的畅销书。

一、困惑原因：华裔身份认同的双重性

李梓在《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认同研究》中提到，由于不同认同主体所处的环境因素不同、自身经历不同，导致文化认同是持续感知的过程，是动态的呈现而非静止的观点。《喜福会》中四对母女关系是小说的主题，但是由于四对母女各自的经历不同，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同，各自呈现的文化身份也颇有侧重。总之，在作品中，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母亲与女儿两个方面对华裔在美国的身份认同以及话语权等方面的尴尬境遇作了最好的诠释。

首先，以吴精美为代表的女儿，在混血文化中虽然长着东方人特有的面孔，但是语言却是纯美音，汉语却是些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朋友层面华人也较少。她们渴望与美国白人交朋友，以便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为了达到目的，她们甚至隐藏自己的华裔身份。加之美国作为世界文化的大熔炉，其显著特征就是倡导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女儿们不愿其父母对其行为过于关注并加以干涉。但其所处的家庭，却正好有着来自祖源国——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固守者母亲们，这些母亲们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方式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过分关注，既盼望女儿出类拔萃、前景光明、婚姻幸福美满，又期望女儿乖巧听话。传统的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家庭观念，这与以白人为主的美国主流社会强调个人或自我格格不入。母亲们的做法和价值观让女儿感到费解，因此，有时候女儿会故意做出一些令母亲们生气的举动。由此可见，女儿一面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一面深受母亲传统文化的感染，这种双重身份常使她们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

其次，以吴宿愿为代表的母亲，从小生在中国，长在中国，除了不流畅的英语之外，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形塑着她们。虽然她们各自有不幸的经历，甚至是生与死的考验，但不论周围环境如何发生改变，母亲们仍然对故乡寄托其思念，对女儿寄托其美好愿景。她们通过日常饮食文化、节日文化、玉文化、孝悌文化、阴阳五行及风水乃至中华民族的传说等潜移默化着女儿，提醒女儿祖源国的身份。另一方面，迫于工作与生活，为了女儿的幸福，有时母亲们也必须对其华裔身份进行隐藏。其实，华裔在白人文化占主导的社会中，不仅文化认同感低，存在感也严重缺失，尤其是韦弗里·江和母亲理发被冷落时，江的母亲发出慨叹：我琢磨着我们的两副面孔，究竟哪张脸是美国式的，哪张脸是中国式的？如果你摆出其中一个面孔，就总得牺牲另外一个。由于对女儿寄予厚爱，对女儿的美国式言行予以放任，导致女儿与母亲的沟通以失败告终，即便是这样，“中国式”母亲最终会对“美国”女儿做出让步。由是，母亲们所面临的也正是双重身份的尴尬境遇。

二、努力尝试：三种婚姻隐喻下的身份认同方式

李梓在《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认同研究》中以独特而又深刻的见地阐释了华裔作家三种不同的文化认同方式：其一，无条件认同美国的主流文化；其二，以谭恩美为代表的反认同美国主流文化；其三，文化认同中的否定与超越。《喜福会》中谈及最多的是三家女儿的婚姻。作者在她的作品中匠心独具地已然通过三个女儿的失败婚姻隐喻三种不同的身份认同方式。

(一)无条件对美国主流文化认同

婚姻是男女之间的结合，形成一定社会结合关系。这样的结合关系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罗丝·许·乔丹自从结婚之后变得没有自我，每每以“你决定吧”“我无所谓”或是“怎么都好”对泰德言听计从。罗丝隐喻华裔，泰德隐喻美国主流文化。在整个美国崇尚自我的社会大背景下，罗丝没有自我、无条件“结合”的婚姻势必会遭到对方嫌弃，因而婚姻不会长久，最终以失败告终。罗丝的失败婚姻隐喻无条件认同美国主流文化的方式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