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建设

要跨越印刷史研究中的语言陷阱,必须以实证为

 

在中国古籍版本鉴定传统中,较早已出现了通过观察版面文字图像来判断版本类型、版本年代的方法,俗称“观风望气”之法。前贤们观望的“风气”,主要是不同时代的不同印刷技术映印在纸上的工艺特征。

当前中国印刷史在学科建设、史料发掘、方法运用等各方面均大有建树,但毋庸讳言,与任何学科一样,印刷史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比较明显的是,一些重要问题未得到解决,如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某些活字版的材质和制作方法等,都存在争议,尚无定论。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也是印刷史的故乡。但古代中国一直未能产生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印刷史的论著。直到清末民初,开始大量辑录历代印刷史史料并有所论断,为后来的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时中国传统印刷术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印刷史研究不断深入,成果蔚为大观,印刷史已成为中国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

本书汇集的三十余篇文章,就是尝试运用上述方法研究中国印刷史、追寻真相的结果,内容涵盖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近代印刷和出版文化等多个方面,涉及印刷史上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难问题,如“印纸”与印刷的关系及雕版印刷起源年代,金属活字的材质与制作、排版工艺,近代出版制度的探索与建立,等等。

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中,重要而纷纭的争议集中在两个领域,即雕版印刷的起源活字印刷的工艺,而在这两个领域,都存在因对古汉语理解不同而导致的观点分歧,存在很多误读和误解。

误读非仅发生在当代。关于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在古代即有多种说法,其根据都是古书中某个看似描述“印刷”的词语。如清人郑机以《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刊章捕俭”一语为证,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东汉;明人陆深、胡应麟等以隋大业十三年(617)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为证,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隋代。这些立论根据,经过学界反复辨析,均确定为误读。

印刷史是一门技术史,研究技术和工艺的兴废变革,与单纯的文史研究比起来,其研究对象和论证依据更加丰富,既有实物,又有文献。实物包括印刷工具和印成品,文献则包括对技术、工艺的说明和一般记载。但印刷术又是在生活中产生、使用的技术,人们对身边事物往往视而不见,对相关史料无心留存。从技术资料看,除了晚近的雕版和木活字,早期印刷工具基本失传,技术、工艺说明存世无多;从文献资料看,多数时候未留下详细、可靠的记载,今天的研究只能根据古人的只言片语来分析推断。

中国印刷史研究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拥有巨量书籍等印刷品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艾俊川

与活字印刷特别是金属活字印刷技术有关的研究领域,同样充斥着由古人含混记载带来的事实不清和观点冲突。可以说,中国印刷史研究中的重要争论,很多是由语言问题引发的,足见语言陷阱真实存在,而要跨越这个陷阱,必须以实证为桥梁。

印刷史已成为中国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古今语言虽有延续,语义却在不断变化,再加上文言浮夸不实、含义模糊,令人不能准确理解,容易形成误读和误解。这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某些词语的含义古今不同,今人失察导致误读;二是古人作文喜用典故,或使用习惯语言来形容新生事物,用词不准确导致误解;三是语出多歧,对同一事物有不同记载,令人难以抉择。

相对隐晦的是,若干已有的“定论”存在疑点,难以令人信服。这些问题,客观上是研究材料不足造成的,但在对待已有材料时,未能坚持以实物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是过于依赖文字材料;在利用文字材料时,又未能对古人所言所记的真实性和真正含义进行考实,以至于落入语言陷阱,误导了研究结果,也是重要原因。

《中国印刷史新论》,艾俊川著,中华书局出版

印刷术是一种实用技术,研究历史上的印刷问题,最好的实证资料是各种实物,如印刷工具、印成品,其次是技术文献。中国印刷史研究存在工具缺失、文献记载不足的困难,但也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拥有巨量书籍等印刷品。它们是印刷技术的直接产物,其墨痕印迹保存了工具、工艺的各种细节,足以在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